前後任聯合國氣候首長同意，到巴黎會談的路途將是艱難的
- 建檔日期：10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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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1萬位外交官齊聚華沙會議，經過兩週的談判後，世界氣候變遷領導人回去後得「做功課」了。該會議決定，每個國家現在必須開始盤算，為確保維持低於2℃的全球暖化所願意削減的本國排放量，並於2015年第1季提出排放減量貢獻。RTCC訪問3位前後任UNFCCC秘書長，Christiana Figueres, Michael Zammit Cutajar與Yvo de Boer。
Michael Zammit Cutajar於1991年創立UNFCCC秘書處，於2002年退休。其表示，華沙談判避免了破局，但有一些鬆散的進展，使各國1年後必須再次聚集秘魯補上進度；如各國承諾應包括什麼？不應包括什麼？承諾中應涵蓋何種資料，以確保能與他國承諾比較？這些都可在華沙會議中完成，但卻沒有，因此必須在秘魯談判中完成。Yvo de Boer於2006-2010年期間任秘書長，曾於2007年峇里島氣候談判泣不成聲。其認為這次會議是困難且有時是激烈的，但在推動進程上傳遞一些非常有用的導引路標。現任秘書長Christiana Figueres則強調最重要的是此次會議的成功，超出期望許多，單次締約國談判會議是不可能解決氣候變遷問題的，華沙會議結果可能把我們帶上2015年協議的軌道，但不會把我們帶上暖化2℃世界的軌道。Yvo de Boer不認為2015年的巴黎會談能一舉消弭2℃缺口，即使華沙會議有所進展，巴黎會議的成功條款也絕非能成定局。Zammit Cutajar指出有失敗的前車之鑑，於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談設定了類似目標，大肆宣揚是拯救世界的機會，結果並沒有。
華沙之氣候政策辯論中最具爭議議題：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根據新條約是否應有同樣的約束，減量承諾何時需納入時間表，以及最後文件的法律效力。沒有一項議題有完全解決，尤其是於會議最後一刻，將減量「承諾(commitments)弱化為「貢獻(contributions)」一詞。Zammit Cutajar認為，可悲的是各國政府不準備將其名字放入所謂的「承諾」之中。承諾的義意可以討論，但有道德上的束縛。倒不太擔心法律形式，因於京都議定書可發現，在所謂的具有法律約束力下，最後若一國政府達不到承諾又能如何，但從承諾改成貢獻所代表的象徵性，則令人擔憂。然而對de Boer而言，最終協議法律效力的含糊性可回溯至哥本哈根會議面臨的困難，僅談論一個「商定的結果」，而導致兩年在語義和定義上的談判，而不是針對協議的實質內容進行談判。de Boer表示，延後決定法律形式會使談判更加困難，因無法確切知道談判之法律條款將會變成何種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