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2014年是氣候變遷政治的關鍵年
- 建檔日期：10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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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在紐約和利馬(祕魯首都)的高層峰會，預期將提出朝向2015年全球協議的路線圖。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的正式程序將漫步於繪製2015年協議的架構和建置政策選項上，但非正式程序才是最有可能形成許多主要國家的利益爭論。在過去，政治紅利的形成乃來自於非正式的程序，而此非正式程序是UNFCCC談判代表無法用肉眼看到的，得至最後的終場結局才知曉，且往往使追蹤COP及其年中預備會的我們感到相當挫折。在有助於塑造國際氣候制度政治的非正式程序下，這些論壇比正式的程序較不受到關注和管理，哥本哈根談判前的運作即是最佳例子，其氛圍即由各種非正式場合所編織成，只為能獲得動能而製造混亂。在巴黎會議前將會發生許多事，適當的對話與在適當的時機有適當的觀眾和場合，其建構與優先順序都須做事先的編排。
兩個關鍵的觀眾是領導人和實體經濟決策者，然自哥本哈根會議以來，在國際氣候變遷上，領導人一直沒有認真參與，除非於2014年的潘基文領袖峰會能引起動能，否則預設立場將導致最小公分母並企圖運作所期望的結果，這些討論需要提早積極運作以使減量雄心最大化。而整個2014年有各種時機可鼓動實體經濟決策者，值得注意的是新氣候經濟(New Climate Economy)，其目的在匯集經濟、商業和金融領域的領導者，以協助實體經濟決策者在面對抉擇及其政治經濟後果時能有更靈通的資訊。
除非正式程序的多樣性外，2014年巴西、南非、印度、歐洲議會、歐洲執委會和印尼都要進行選舉，而有機會形塑氣候變遷上的國家利益爭論，並創造更多國際間的政治轉移。2014年的政治活力潛能會使2015年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