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環保撤退
- 建檔日期：099-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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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3年之前，全球暖化政治還處於黃金期，例如2006年Al Gore贏得奧斯卡影片“不願面對的真相”；然後是相繼掌權的德國Angela Merkel被稱為“氣候總理”、英國首相Tony Blair稱氣候變遷就像法西斯，澳大利亞在2007年12月出現Kevin Rudd首相誓言要面對“最大的政治、經濟與道德挑戰”。如今，環保政治由高點跌落。經歷過兩個嚴寒的冬季以及經濟危機，選民不再認為全球暖化是優先議題。憤世嫉俗者認為這不過是媒體與政治起伏的一部分，但有可能是天真理想遇上複雜現實的後果。回到2007年，吶喊遙不可及的目標是容易且不須付出代價的舉動。然而到了績效查核的時刻，才發現那些遠大的目標需要舉國投入辛苦且耗錢的努力來重建整個經濟體系，否則那必要的減量是永遠達不到的。漸漸的，當國民與政府為成本與效益面臨艱難的選擇時，激進且由上而下的全球目標概念受到詳細的檢驗。當人們感覺生活方式開始受到影響、限制消費與要求節制時，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就撞牆了。看看那最積極的歐洲，表面上已減量11.3%，但大部分歸因於東歐的經濟崩潰，以及英國發現北海天然氣能源。如果政客們搞不定國家預算，怎麼能期待2050年暖化受到控制；何況綠色政策也喪失了純潔，許多綠色專案成為另一種形式的骯髒政治利益。而最近出現的“氣候門(climategate)”事件，讓聯合國跨政府氣候專家小組氣候政策報告的威信受到影響；持不同觀點科學家之間的爭執，讓結論的立場受到質疑。現在人們漸漸感到氣候變遷不過是爭奪資源與注意力的政策工具，這讓第三者在極端支持與反對陣營間浮現；新的氣候理想主義將會更審慎衡量排放減量的成本與效益，願意以部分資源投入調適。
